“怕是有毒，里面干活的人都得戴防毒面具哩”，大侯村村民王叔瞄了一眼不远处的垃圾焚烧厂，梗着脖子说。

大侯村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村南头有一家垃圾焚烧发电厂，王叔家的麦地就离那厂房不远。闲暇时，王叔蹲在田垄上歇息，望着高耸的烟囱里喷出烟云，心下纳罕，“这厂子坏处应该不少”。村民们忧心忡忡，认为垃圾焚烧厂建在村子附近“影响不好”。哪里影响不好？又没人能回答上来。

事实上，垃圾焚烧厂里的排污被严格控制在安全线内。玻璃幕墙围起成吨的垃圾，机械臂自动抓取发酵好的垃圾投入焚烧炉，工作人员实时监视着烟尘排放的细微变化。

“解决这个问题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信息公开，垃圾焚烧企业要与当地居民多沟通、多交流，否则有益于城市发展的垃圾焚烧处理会被误解。”芜湖生态项目总监张静宁说。

更重要的是，垃圾焚烧行业经过近几年的发展已经逐步健康向好，“老百姓不应该还保留着垃圾处理有毒有害的刻板印象。”光大能源环保（宿迁）倪总评价道。

垃圾焚烧有毒有害吗？被扔掉的生活垃圾会经过怎样的焚烧处理？它们如何“千锤百炼”，变废为宝？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疑问。如今，发展垃圾焚烧、实现垃圾“零填埋”已经成为国家政策方针，越来越多居民产生的生活垃圾最终会被送入垃圾焚烧发电厂。垃圾焚烧的环境影响，是当下中国居民避不开的话题。

简单来说，垃圾焚烧产生“三废”。其中，废水达标处理后可以循环利用，废渣高温烧制后可以用来生产建筑墙砖。废气，则是垃圾焚烧发电厂排放的主要污染物，也是影响居民健康的元凶。政府推动企业公开的，就是包括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氯化氢在内的废气排放信息。

从信息公开开始，国家通过发布政策逐步推动垃圾焚烧企业向着更环保、独立的方向发展。一场鲜为民众所知的、影响整个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深刻变革已然发生。

2016-2021年，国家各部委发布的垃圾焚烧相关政策主要分为三类，分别为环保信息公开、国家补助削减以及产业园建设规划。这三类政策，反映出国家对垃圾焚烧发电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期待，同时对普通百姓的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在垃圾焚烧企业排污信息公开政策推出前，许多社会组织为此做出了努力。“找政府协调排污数据，向企业申请公开信息，跑厂里做实地调研”，芜湖生态中心为推动企业排污信息公开开展了大量协调沟通工作。2010年前，组织成立初期，全国各地垃圾焚烧厂大多不愿公开排污信息。老百姓对垃圾焚烧“畏之如虎”，抗议冲突时有发生。“早年间，居民对垃圾焚烧厂的建设非常抗拒，甚至发生过堵路堵门事件”，张静宁说。

转变发生在16、17年间，他回忆道，2012年、2014年、2016年和2018年，芜湖生态中心作为第三方调研机构向全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提出排污数据申请，统计结果发现，垃圾焚烧厂的信息公开率逐步提升。2018年，厂房排污数据公开率首次超过50%。

彼时，国家大力推动垃圾焚烧发电企业进行“装树联”。“装”即依法依规安装污染物排放自动监测设备、“树”即在厂区门口树立电子显示屏实时公布污染物排放和焚烧炉运行数据、“联”指自动监测设备与环保部门联网。多家民间公益组织积极参与其中，督促垃圾焚烧企业公布更多维度的排污数据，方便周边居民查看。

2019年12月26日，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自动监测数据公开工作的通知》，要求从2020年1月2日起，垃圾焚烧厂向全社会公开五项常规污染物日均值和炉膛温度。第二年元旦，囊括了全国六百多家焚烧厂每日排污信息的自动监测数据公开平台建设完成，老百姓们可以在平台上查询到居住地周边焚烧厂排污情况。

排污信息公开直接让焚烧厂周边居民获益。“这个平台很及时”，家住北京市朝阳区欧美家园的李先生感慨道，“每周我都看两三次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公开排污数据，厂房离家两公里，看了我才安心。”发电厂公布实时数据，包括颗粒物、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氯化氢等5项污染物的日均值。据统计，2020年全年，朝阳区高安屯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污染排放值均远低于国标红线。

为了保护垃圾焚烧厂周边居民的健康，促进焚烧企业可持续发展，政府进一步提高了垃圾焚烧厂的排污标准。相较于2001年的国家标准，2014年制定的新版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中关于废气排放的要求更加严格。

业内人士评价称：“垃圾焚烧环保标准趋严是必然的，环境保护是现在地方发展的‘底线’，国家有意结合实际情况适当提高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排污标准，邀请大型垃圾焚烧企业尤其是龙头国企参与讨论制定”。重庆三峰环境集团即是如此。“2014年国家开始酌情提高垃圾焚烧企业排污标准的时候，我们企业参与了进去。” 三峰集团唐总介绍称。

越来越透明的信息公开政策、越来越严格的排污标准规定，真的让厂房周围居住环境更好了吗？事实确实如此，生态环境部公开数据显示，从2017年至2020年，排污达标的焚烧炉数量大大增加，全国占比由8.1%飙升至71.48%，各厂焚烧炉的环保水平显著提升。

各项污染物排放小时均值超标次数呈指数式下降，这一变化让生活在垃圾焚烧厂附近的居民感到心安。

“实时监测数据直接传向省厅，这就避免了地方保护主义和企业弄虚作假。现在企业环保如果不能达标，就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生存。”某地方城管局官员强调。

排污信息公开一方面满足了居民健康生活环境的要求，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行业自我蜕变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让那些没有竞争力、靠人脉关系投中一两个项目的不合规企业淘汰出局，”重庆三峰环境集团唐总分析称，“现有政策就是去劣存优，让优质龙头企业慢慢接管劣质项目，再把它运营改造好，逐渐改善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整体面貌。”

国家将垃圾焚烧排污状况与企业补贴收入直接挂钩。排污不达标企业获得的国家补贴（以下简称“国补”）额度将被削减，企业越来越多依靠市场获利，自力更生。这对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有什么影响呢？企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使得越来越多城镇居民需要缴纳生活垃圾处理费，老百姓开始为自己生产的垃圾埋单。

2020年6月23日，财政部、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关于核减环境违法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的通知》规定，对于有如自动监测社会公开不及时、污染物排放超标、篡改伪造数据等环境违法行为的垃圾焚烧厂，核减或暂停拨付国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助资金。

简而言之，国家无偿支持的生活费是有条件的，当企业顺利度过初创期后，需要自己拓宽收益渠道。

最直接的变化发生在2018年，垃圾焚烧企业申请国家补贴的通道关闭。

“人心惶惶”，唐总现在回想起那段时光，依然心有余悸。“18、19年全是迷茫期，就一直停着,没有申请补贴的机会。”当时国补政策还没有明显变化，政策解读全靠猜测，整个三峰集团垃圾焚烧项目都积压了下来。直到2020年8月，新的垃圾焚烧发电补贴名录才又重新发布。

2018年以前，垃圾焚烧企业处在飞速发展的上升期。一座垃圾发电厂投产半年后，基本上就可以拿到国家补贴。然而在此之后，企业从投产到获得补贴的时间延长了许多。2020年和2021年国补名录的数据显示，大量企业从投产运营到获得补贴有3年延迟。

改变的不仅有国补审核门槛，还有国补年限。

2020年10月21日，财政部下发关于《关于促进非水可再生能源发电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有关事项的补充通知，在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享受15年国补期限后又增设限制，即生物质发电项目全生命周期合理利用小时数为82500小时。

这意味着什么？对于那些运营管理良好的企业来说，它们项目每年的合理运营时间约为8100-8300小时，不到12年，项目的合理运营时间就会达到82500小时，此后，企业将不再获得国家补贴。

换句话说，国补年限变相降低了。放眼全国，据国泰君安证券研究所测算，相较于06年的政策，垃圾焚烧上市公司平均国补年限由15年下降至12.7年。

如何应对国补“退坡”后企业盈利的下降？国家政策给出了新思路，发展静脉产业园，将各类垃圾末端处理厂放在一起，发挥集聚效应。普通居民也能因此获益，简而言之，一片地域主要的垃圾末端处理厂都被聚集在同一地点，政府只要控制该产业园与临近居民区的安全距离，当地百姓就能免受垃圾焚烧排污的影响。

2017年12月12日，国家发改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规划选址工作的通知》，明确鼓励垃圾焚烧企业采取产业园区选址建设模式，统筹生活垃圾、建筑垃圾、餐厨垃圾等不同类型垃圾处理，形成一体化项目群。随着十三五期间垃圾焚烧厂大量涌现，静脉产业园设施进一步升级。

见微知著，整个北京市垃圾焚烧静脉产业园的建设发展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全国垃圾末端处理厂的集聚趋势。1985年至2021年，随着北京市垃圾处理厂的数量越来越多，朝阳、丰台、海淀、延庆等多个市辖区都形成了焚烧厂集聚区。

那么垃圾焚烧静脉产业园内部到底是什么样呢？以某一产业园为例，它主要包括垃圾焚烧发电厂、建筑垃圾处理厂、餐厨垃圾处理厂、医疗废物处理厂、炉渣制砖厂和飞灰填埋场等，不同厂房产生的废弃物可以循环利用。

这可能会成为政府和企业的双赢。业内人士指出，不同类型的垃圾末端处理厂规划聚集形成产业园，能更好地发挥集群效应，显著提升各种废弃物的利用率，创造更大的经济效益。例如，垃圾焚烧厂与餐厨处理厂坐落于同一产业园区内协同发展，垃圾焚烧产生的蒸汽可以供给餐厨处理厂使用。

事实上，环保要求加严、国补退坡加剧和产业园建设规划，这三类环环相扣的政策设计，不仅影响企业个体发生变化，更导致了整个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变革。优质项目保留，劣质项目剔除，行业内部发生了大规模的洗牌。

“前几年快节奏上项目，全国各地垃圾焚烧处理设施建设迅速铺开，这种粗犷发展的景象现在再也看不见了。”环卫科技网撰稿人程云说。

绿色动力环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裁乔德卫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在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下，想再靠规模扩张、靠不断上马新项目去获取收益是很困难的，重点还是提高每个项目的效率和盈利水平。垃圾焚烧已经全面进入“运营为王”的时代，整个行业开始转向“精耕细作”。

随着垃圾焚烧发电厂的数量连年增加，国家期望通过加强环保监管、缩减补贴力度的方式，督促焚烧发电行业脱离“跑马圈地”的蛮荒，逐渐进入“精耕细作”新时期。让优质、合规、有足够技术和资本支撑的龙头企业慢慢将不合规、不正当经营的劣质企业驱逐出局，促进行业成熟发展。

什么是垃圾焚烧行业“跑马圈地”时代的终结？投射到行业发展上的变化主要有两个，即市场饱和与市场下沉。什么又是垃圾焚烧行业“精耕细作”时代的转型？投射到行业发展上的变化就是市场头部聚集。单一企业的蜕变，是整个行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缩影。

2019年是垃圾焚烧行业发展“黄金时期”。

全年365天中标120个垃圾焚烧项目，平均每3天上马一个，新增垃圾处理产能超过13万吨/日，国内垃圾焚烧项目迎来了井喷期。在此之前和之后，都很难看到如此盛景。

“因为当时国补退坡的传闻满天飞，大家认为只有最后一两年领取补贴的机会了，都要赶在国补取消政策正式出台之前拿到项目，就拼了命地建，所以整个2019年中标建设的项目特别多。”三峰集团唐总解释道。产能的过度释放，必然导致市场的逐渐饱和。

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总工程师徐海云指出，2019年是我国垃圾焚烧行业新增项目最多的一年，也是项目投产运行的最高峰，预计未来的这一数据将有所下滑。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布的相关数据应证了他的观点，2019年后，全国垃圾焚烧新增项目数开始下降。

“优质项目越来越少了，有价值的项目基本上都已经完成，剩下的就是一些边角料。”资深业内人士给出了明确判断。

市场下沉，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垃圾焚烧市场饱和后的直接结果。随着一、二线城市垃圾发电厂的日处理量渐渐能满足需求，新增垃圾焚烧项目主要向三四线城市下沉。表现在地域分布上，即为新增项目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扩散。

然而，三四线城市的垃圾焚烧发电项目并不好做，企业盈利受限于当地政府的财政拨款和地方环境影响，投资回报较少。

市场已经下沉到如此“贫瘠的土壤”中，正反映出垃圾焚烧行业“跑马圈地”时代的终结，只有“精耕细作”，才能在项目中获利。

“跑马圈地”时代结束最直观的反映，是行业集中程度的提高。

随着2019年后项目增量的减少，环保成本进一步提高且国家补贴力度逐步缩小，行业门槛越来越高，垃圾焚烧行业已经进入并购整合期。

2020年初垃圾焚烧企业产能占比的统计结果显示，市场占有率排名前十的企业中有八个为国企。其中，国企——光大国际排名第一，在整个行业中的产能占比约为22%。由此可见，大型国企已成为垃圾焚烧行业的领军者。

中国政府采购网的垃圾焚烧企业中标信息也反映出了这一行业变化。数据显示，近四年中标企业中，龙头国企占比呈上升趋势，从46%提高到62.5%。

中国环境保护集团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周康认为，垃圾焚烧发电行业将进入深度整合期，“随着环保标准提高、监管趋严，部分小型企业因难以达到环保要求被相继淘汰，规模大的企业受益于技术和规模，市场占有率将进一步提升。”

随着城镇化速度加快，中国城镇居民生产的生活垃圾越来越多，我们逐渐被垃圾“包围”，地方政府面临“垃圾围城”的压力越来越大。垃圾的清运处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已经成为地方发展绕不开的“关键词”。

国家宏观政策调控下，垃圾焚烧行业发生了巨大变革。公开，独立，寻求出路，垃圾焚烧发电企业正逐步脱离国家扶持的“拐杖”，通过先进技术和集约化管理来拓宽收益渠道。环保要求加严、国补退坡加剧和产业园建设规划，这三类政策带动了整个垃圾焚烧发电行业的转型升级：优质项目保留，劣质项目剔除，垃圾焚烧行业正经历着从“跑马圈地”到“精耕细作”的蜕变。

减少碳排放量，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面临的重要任务。2020年9月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力争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是中国向世界作出的承诺。

实际上，垃圾焚烧行业的转型升级呼应着国家的碳中和战略。与光伏、风电运营类似，垃圾焚烧发电是最直观的碳减排路径。相较于填埋的处理方式，垃圾焚烧避免了垃圾填埋过程产生的以甲烷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同时，较火力发电而言，利用垃圾焚烧产生的热能进行发电更有助于实现温室气体的减排。

在国家战略的背景下，碳中和之路既是重任在肩的时代挑战，又是生逢其时的历史机遇。如今，越来越多的垃圾焚烧企业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探索出一条减碳减排的发展之路。转向“精耕细作”的垃圾焚烧行业，正源源不断地为中国的碳中和战略贡献力量。